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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贺璐璐

钱存训先生出身翰苑世家，在图书史、印刷史以及文化史领域建树颇丰。1947年，钱先生着手探索中国文字的书写工具、载体——常被西方学界忽略的问题，历经10年，完成博士学位论文《印刷发明前中国书和铭文的起源与发展》。1962年以《书于竹帛：中国古代书籍和铭文的起源》为名出版，后又据考古新成果多次增订。

去年，《书于竹帛》六十周年纪念版面世。此版本不仅收录了英文增订版中夏含夷先生所作后序，还收录了《重大考古发现（1899—2000）》《中国文化、书籍与文字记录年表》等文，可谓诸版本之“集大成者”。

“书于竹帛”一语，《墨子》数见。竹、帛、盘盂、金、石等，正是《书于竹帛》的主要研究对象。

该书以文字开始，以工具结束。第一章对文字的性质及书籍的发展变化作了研究；第二至八章以文字载体为主线，对甲骨文、金文、陶文、印章、玉石、简帛、纸卷等中国古代主要的文字载体及书写工具毛笔、墨、书刀作了研究；第九章是全书结论。

世界其他文明的文字，如楔形文字、圣书体、玛雅文字，纪念性或宗教性文字记录在石头、金属等硬材料上，一般性事务记录在纸草等软材料上。钱先生对古代中国书写载体性质的划分，正是建立在总结其他文明书写的“大道理”之上。从先秦甲骨文、青铜器到纸张成主要书写材料，时间跨越数千年，但该书每种载体的研究都自成体系，如对铜镜铭文研究，寥寥数笔便交代了铜镜性质、各时期铭文特点，深入浅出地让人知晓其历史变化。钱先生可以轻松驾驭时间跨度，对于其发展变化梳理明晰，不仅考古材料熟稔，更结合传世文献予以验证，恰到好处。

书写载体是该书的明线，文字则是一条与主线融合的暗线。文字不仅被古人视为野蛮和文明的分界线，更被看成“神迹”。《淮南子·本经》记载在黄帝史官仓颉创造文字后，上天就下起了稻谷，鬼怪在夜里哭嚎。神话传说与异象的附会说明了文字在古代的神圣性与宗教性。文字用于占卜和祭祀，并于殷商时被记录在甲骨和青铜器上，更凸显其宗教特点。这些用坚硬工具刻在甲骨、金属、玉石等坚硬物质上的文字，一般称为“铭文”。它们的适用范围与其神圣性、宗教性关联，常用于交通鬼神和传之后世。

可称为“书籍”者，是书写于竹、木、帛、纸等柔软材料。其中，简牍、敦煌写卷是出土大宗，尤其是简牍新材料还呈“井喷”状态，四川成都老官山汉墓医简、湖北江陵张家山三三六号汉墓竹简，已成学界研究热点。不过，战国秦汉简牍记录的内容和今天所谓“书籍”还有着不小的距离，它们还处于战国以前著述习惯的影响之下，其大部分是文书，包括官方的、私人的；即便是典籍，也往往不题著述人名氏，或为集体写作。然而，简牍制度深刻影响着后世的书籍制度，如书籍的单位、术语以及版面设计，都源自前者。

《书于竹帛》对于“书籍”的定义得到了多位国内学者的赞同，这可从李学勤、李零等学者的著作中看到。不过，钱先生提示，材料并不是区分“书籍”的唯一标准，还应当结合其他因素来判断，如有些祝祷文字是用简牍材料记载的，清华大学藏战国楚简“祷辞”就书写于竹简上。此也说明书籍制度研究还有很大的思考空间，体现了其研究的“张力”。